现在的升迁机会比清朝更低，现在的中国人比以前更懒惰 - 北美网备份站

密歇根大学的教授James Lee对东北一个满族村做了多年研究。他发现，这个村庄在清朝、民国、“文革”和现在四个时期里，村里普通人变成精英阶层的升迁机会，总体变化不大，升迁机会最高的是民国，而现在的升迁机会比清朝时还要低一些。　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，曾经减少资源的政府管制，让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谁可以得到创业机会、工作机会和社会上行机会。但最近十来年，尤其是近这几年，既得利益团体以及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越来越紧，普通阶层得到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。

要是政府掌握着这些资源为大众创造就业机会还好，但事实却相反。国家垄断着土地资源、金融资源和各个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，他们用整个社会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。很多中国人迷恋这种方式，他们可能不知道办的大基础设施和大工厂，对于劳动就业是很不利的。最近十几年，大国企每年都在损失掉几百万个就业机会。76%的就业机会都来自民营中小企业，但他们得到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。由此带来的结果，不管是农村年轻人还是城市普通阶层，就业前景越来越差。未富先懒的这种局面，不是自己的选择，而是被迫的，他们没有选择。

本来民营企业希望打破垄断，近几年有一些民企已经成为行业的主导者，但他们反过来结合官权形成更多的壁垒，把新进入的个人创业者和私营企业排斥在外。原来是政府管制使私营企业无法进入更多行业，现在又加上了新晋私营企业，使社会阶层的变迁比原来更难。

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靠关系才能得到机会。谁有关系，谁没关系呢？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有关系。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有关系的人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普通家庭出身的人。有些高收入者也不一定属于这个群体，中低收入阶层就更不用说了。我身边也是这样，学生们会因为不同的社会关系而有不同的就学和就业机会，人生也会因此而不一样。

社会底层的年轻人变得未富先懒一样，新富阶层的子女也变得越来越懒。一些学生到耶鲁大学来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时候，他们都还没有很好的生活自理能力，他们的妈妈甚至跟过来照顾他们。很多中国父母有点钱就往自己孩子身上扔，使子女没有任何动力自我奋斗。家庭越有钱，子女可能越没有自我奋斗的动力。

中国人很可爱，他们希望政府把这些事情都管起来，维护社会公平。但老百姓没想到这种良好的愿望会使这个社会更加靠关系，他们越来越没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。我们以中国是关系社会而自豪，没想到这对普通人来说，是很不利的一种制度安排，甚至是最糟糕的格局。

（采访/邝新华）

懒惰是这一代人的一种特征

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。先后在北京社科院、中国社科院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供职，曾任中央电视台“东方之子”主持人，“实话实说”总策划。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。

懒惰是这一代人的一种特征，不能说全部人，但比上一代人显然要普及。主要原因，我个人一针见血地说，跟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，跟从小生长的环境、父母的娇惯都有关系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不管中华民族还是其他民族，都没有过这样大面积的独子现象。在计划生育政策下，对子女的过度娇惯是极为流行的，过去都是多子女，对子女的养育看起来稀松平常，不会格外娇惯。这直接导致了下一代人的懒惰和不能自立，不愿意去进取，这是懒惰的主要因素，而不是什么贫富分化。

你不能说“一看到买不起房我就不愿意干活了”，你的辛勤和懒惰难道和你的收入没有关联吗？每月挣了三四千块钱我发现我还是买不了房，那我干脆偷懒，每个月挣一千块算了，这并不符合逻辑。你这样懒惰，不仅是住不好，可能吃都吃不好了。但为什么还可以懒惰下去？可能有保护伞吧？或者说你有一种积习了。好多人从起步起，就不够敬业不够刻苦，比如在念书的时候。

贫富差别是一个问题，人懒惰与否是另一个问题，不能说社会贫富差距大了，导致社会大面积的人懒惰。中国古代社会里贫富差距也不小，但中国古代人就比较勤劳。

社会当然也有很大的举措要做，比如低保，比如医疗保障。低保应该覆盖全民，而不仅仅只覆盖城市人，早日打碎城乡二元结构，让城乡人都能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应该享受的共同权利。低保的额度可以原地踏步，因为覆盖的人更宽了，哪怕降低点水准，但必须保证全民，而不光是城市人。这些事情应该早日思考，早日出台政策，我们的公民应该是平等的。

关键还是计划生育政策要早日终结，如果不终结的话，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出现很多性格上的问题，将难以解决；另一方面，我们的教育，又很大程度上忽视这个问题。社会应该认真地思考独子问题。存在决定意识，什么时候家里不再只有一个孩子了，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不像以前那么娇惯了，这种现象就会马上好起来。

如果把年轻一代塑造成很向上、很积极进取、很愿意付出劳动的性格，贫富分化问题是另一个问题，社会不公也将是另一个问题，他总归是很努力的一个人了。

（采访/丁晓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