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人往事18

文人往事18

81,中国文物界泰斗罗哲文先生
 
北京的天空在一场春雨之后显得清新爽朗，按照约定，我们一行来到位于北京安贞里的罗哲文老先生家里，拜访了这位中国文物界泰斗、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、专家委员会主任。
 
罗老先生已经86岁，他亲自开门迎接了我们一行客人。
穿过书画堆积如山的走廊，罗老先生把我们迎进了他的书房。说是堆积如山，没有丝毫的夸张。走廊原本就不宽，贴着墙是一排高高的书柜，里面装满了高高矮矮的书籍和画卷，紧挨着书柜，错落地堆放着有近一米高的书墙，书墙上面零零散散地放着一些还未装裱的书法字画，只留出了刚刚一人宽的路。
进入罗老的书房，又是一番感触，书房大约有12平米，并不算宽敞，靠窗和东墙分别有两个看起来像八十年代的单人沙发，靠西墙是一个写字台，写字台上面是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，北墙是两个高高的书柜，书柜里面依然是摆满的书籍，房子的中央大约有5、6平米的地方，被书籍占领了大部分空间，只留出了一个L型的路可以勉强过去，坐在沙发上只能把腿曲起来，不然就会碰到满地的书籍。
罗老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，扣子一直扣到领口，他精神矍铄，思路清晰，怎么都难以想象这是一位86岁的老人，昨天刚刚从西安回来，明天还要去安徽黄山参加会议，像是一个形色匆忙的年轻人，充满着活力。
我向罗介绍了我们分别多年后的情况，罗老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。听完我的介绍，罗老非常高兴，连连说，很好，你们是在为社会做贡献，世界希望你们能够多做些工作，推动文化科技的发展，把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向世界，也把世界上的优秀文化介绍到中国。
罗老十分关心中国古建筑及文物的保护和宣传，罗老还兼任着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、中国紫禁城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长城学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，罗老兴致勃勃的拿出了他的专著《长城》及其编著的大型画卷《长城》送给我留作纪念。罗老并签名留念，罗老并没有随便的把名字签上，而是起身到了另外一个书房，因为这个书房实在太拥挤了，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放书签字的台面。
我陪同老人到了北屋的另一个书房，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房，除了房子中间有一个写字台，四周全部是拔地而起的书山，有的地方摞的有一人高，而且写字台上三分之二的空间被书籍堆满了，罗老站在桌子的一边提笔题字，我只能站在罗老的后面，因为里面没有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了。
罗老其实还是一个书法家，罗老的字不仅苍劲有力，且透着几分轻灵和神韵。
罗老回到最初的书房，打开了长城画卷，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给我们一行人介绍，在介绍完画卷之后，罗老又拿起他的专著《长城》说，这本书全面地介绍的长城的历史，文物，现状及于长城相关联的方方面面，是一本全面介绍长城的专著，现在还没有一本英文版的长城，希望我们可以做些工作，将中国的长城的价值全面介绍的国外。我们欣然接受了罗老的重托，并表示一定尽快付诸实施，为宣传中国文化遗产尽力。
 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多过去了，我实在不想过多的打扰罗老，便要起身告辞，罗老提议我们到楼下照个合影，留作纪念，我们自然很想与罗老合个影，这时已经是下午近5点了，晚风略微有些凉意了，我们还有些担心，罗老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爽朗地说，没事，我经常出去活动的。
 罗老，我们会努力的，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，努力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，促进中国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宣传，让我们五千年的璀璨文化发扬光大。
 罗哲文，中国古建筑学家。

1924年出生，四川宜宾人。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，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、刘敦桢等。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。1950 年后，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、国家文物局、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，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。

主要著作有《中国古塔》、《中国古代建筑简史》、《长城》、《长城史话》和《中国帝王陵》等。

现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、中国文物学会会长、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。

 那时候的营造学社跟现在大学里的情况不一样

1940年，16岁的罗哲文考入中国营造学社。少年罗哲文当时并不了解营造学社的具体工作，可见到考题中有写字、画画等内容，觉得很有兴趣，便去投考了，并且成为众多考生中惟一一名被录取者，从此，罗哲文踏进了古建筑学之门。在这里，他先是为刘敦桢先生抄写整理《西南古建筑勘查》的文章，并绘制一些插图。半年后，梁思成见罗哲文在绘图方面有培养前途，便把他收作弟子，为自己绘图和整理资料。

中国营造学社是当时我国惟一从事古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，它以现代科学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，对我国博大精深的古代建筑进行整理和研究，并且对如何正确进行保护维修，提出了建议和方案设计，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础。它把在历史上一贯被视为“工匠者流”的建筑行业，提高到一门学科的地位，与金石、书画等同等重要，跻身于文物保护对象的行列。

我和他们就等于是一家人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清华大学迁回北平（今北京），清华大学出面请梁思成先生回母校创办建筑系，梁思成欣然同意，并与校方达成协议，由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，继续进行古建筑的勘查测绘工作。1946年，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，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助理，同时在研究所里工作。那时罗哲文被称为“研究生”，即“助理研究”的意思。

梁思成特别注重对罗哲文的全面培养，在清华大学的时候，为了让他把基本功学得更扎实，特许他少干一点杂事，并主动安排他旁听有关课程。罗哲文认为自己能够走到今天，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和吃苦耐劳；另一方面是缘于机遇，使他在青年时代得以追随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。关于梁思成先生，罗哲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我至今难忘的是他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的传艺精神，他从绘图板、丁字尺、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，到削铅笔、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手把手地教……”

我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要去看一下老师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梁思成先生被打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为了避免受到牵连，很多以前与他联系密切的人都和他疏远了。一天，在医院刚输完液的梁思成却看到了久违了的学生罗哲文，梁先生高兴得几乎流泪。这次见面中，梁思成嘱咐罗哲文：文物、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，没有阶级性，没有国界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，功莫大焉。

五十多年来，我差不多每年都在和它打交道

1950年，27岁的罗哲文结束了对古建筑的学习研究，被调任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，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，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。全中国99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，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。1985年，罗哲文和郑孝燮、单士元起草文本，参加了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的申报工作，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

过去曾经有一个错误的说法

2003年6月23日，一个由罗哲文任团长、《人民日报》社原社长邵华泽任副团长的文化考察团，西出玉门关，沿着丝绸之路，历时近一个月，艰难寻访了汉长城遗址、楼兰古国遗址等一系列历史文化遗迹，并且穿越了被称为 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。这条新闻曾经轰动一时。

罗哲文他们考察的这段长城，修建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，当时匈奴已经不再对汉王朝构成威胁。所以，罗哲文认为修建长城的目的已不是为了防御匈奴入侵，而是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。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，来往于东、西方的商队，可以在烽燧中休息，补给淡水和食品，更换骆驼或马匹；两座烽燧间的距离正好相当于当时一天的路程。长城保护的丝绸之路，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见证。在玉门关以西修建长城，则是为了适应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需要。

那一次我们是冒着风险去的

罗哲文经过考察发现：关于长城的长度，外国人是用比例尺从地图上量出来的，这显然是错误的，因为长城不是直线，更不是水平线，也不是只有一道，而是曲曲折折、上上下下，由许多道所构成的；我国历史文献上的记载，虽然比较可信，但没有把一道长城的双重、三重、多重的长度计算在内；许多人认为，各个朝代的长城都是在一条线上修筑或重修的，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，比如秦、汉、明三个朝代的长城，都不在一个起点，也不在一个终点，相去数百甚至上千里。

局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

1952年，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，文物维修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展开。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，提出了维修长城、向国内外开放的意见。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罗哲文。

长城维修的第一站，是八达岭长城。罗哲文先乘火车到达八达岭车站，然后骑着小毛驴上山考察。后来他回忆道：“到达目的地时，天色已经很晚。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，夕阳照着山上的长城残骸。我想起当年戍边的战士就在这儿待着，当年的长城一定非常的雄壮。”
 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

解放后，首都北京面临着大规模的重建，当时围绕着老城墙拆除还是保留的问题展开了讨论。罗哲文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坚决反对拆北京城墙。北京的城墙拆除之前，罗哲文曾经对城墙做了一次认真详细的调查、测绘，他一步一步地沿着城墙勘测，并且拍摄了很多照片，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都被烧毁了。

这里面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政府

1953年，在极“左”思潮影响下，一些人主张扫除北京古建筑，马路要笔直，开车要无阻拦，体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等都在拆除之列，最后竟然轮到了团城。

当时罗哲文所在的文物局正好在团城办公，又担负着保护文物之职，为此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指示下，罗哲文写了一篇关于团城的文章，配以大量图片，发表了出来。为了保住团城，罗哲文数次找梁思成商量，梁思成也一样心急如焚，甚至把苏联专家搬出来共同寻求办法，最后，罗哲文起草报告，梁思成面陈总理，终于保住了团城。

 建筑是凝固的音乐

在梁思成等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之下，从营造学社开始，罗哲文就养成了严谨勤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。在他看来，古建筑是凝固的历史，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，他热切希望后辈学者能够接过自己手中的尺笔，好好保护祖国博大精深的古建筑遗产。

采访对话：
您保护的领域在一点点扩大，从最初的古长城，到后来的古建筑。 罗哲文：这也是梁思成先生的思想，他认为古建筑包括的范围很大。从现代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，保护的领域又扩大了，扩大到了近现代的建筑，甚至我们当代有价值的建筑也应该保护下来，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的“十大建筑”里，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做保护？这是不能断代的。

梁思成先生反对拆北京城墙的时候，好像周围支持他的声音并不是很多？ 罗哲文,我是支持的，公开支持过，但是当时不起作用，好在当时我还可以做点儿工作。那时我也算是全国负责古建筑保护的干部了，我提出过意见，也写过报告，我认为梁先生的意见是对的。其实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，他当时说的是，北京城要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，包括城墙、街道还有其他重要的文物，因为这个就批判他，说他一点也不让动北京城。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不是说一点儿不动，他的中心意思是保护古城另建新区，就是建筑新的北京。有人批判他说：你这整个城都保护，不就是一点儿也不能动了吗？我们怎么生活呀？当时中央有个方针，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，在北京这个城圈子里头，你要搞生产，就要办工厂，所以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们也没有办法了。如果当时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建议，北京就可能跟巴黎、罗马一样，一个新城、一个老城，那样的话，北京肯定是新城更新，而古城也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根源，当时的认识就是这样。

拆城墙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？ 遗憾，实在是伤心呀！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很有感情，听说当时他痛哭流涕。城墙不是一下子拆掉的，从1954年开始准许拆城墙，最早拆的是永定门，以后就一个一个慢慢拆，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才拆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