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情岁月：王炜《我与母亲》朗诵 继禹

那天，母亲在长椅上轻易的入睡了，阳光和煦，草木芬芳。库灵盖狩猎地国家公园的轻风只是轻轻地掀动着老人的银发，而丝毫没有影响母亲的睡意。我在近旁，静静的望着老人。不知怎的，心中重叠出现的是她、我和我们之间生活画面。母亲因陋就简，随时随地酣然入梦的本事，在我和妹妹眼中，就是她乐观旷达、包容的性格体现。

母亲1930年出生于重庆。典型的巴蜀形象，矮小，身高只有1.5米。本名陈国明。陈桥这个新名是她参军时自己改的。当年，参加革命的同志为应付地下革命的危险主动改名。

姥爷家原本是重庆江北的菜农，半农半商。菜种好了，收拾起来，就肩到重庆城里叫卖。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，重庆就是西南的政治、文化和商业中心，人员交流充分，重庆城里有不少外省人，从武汉逆流而上到重庆生活的湖北人被称之为下江人。

一次，姥爷由于蔬菜交易中听不清下江人的口音，产生误会，让人重重的打了一顿。乡下人老实，就将委屈道于在城里居住的姐姐。姐姐劝说姥爷不再当贩夫，托人保举，到一间杂货店当伙计。姥爷慢慢演变成了一个小商人，也开了一间杂货店。我年轻时，在学校填表时，到家庭出身一栏，最不情愿填的地主兼小资本家就这么来的。

总之，母亲算是出生在了一个离享乐尚远，但温饱有余的家庭。按照原来的生活轨迹，母亲的生活本该也是幸福的，过一个初一、十五都差不多重庆市民生活。可世事难料，北边干起来了！中、日军队干上了。

母亲一家，平和祥泰的生活一开始，就被该死的战争搅了。1938年开始，重庆让鬼子轰炸了五年半，等于说，母亲从8岁不到就天天在战火中渡过，一直到13周岁。

母亲说过，侵略战争的现实，结结实实的给她们这些孩子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。宁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早早的落在了他们这些幼童的心上。关键是，不作亡国奴这事，她不光是心里扎了根，还付诸实施了。某一日，她和另一个同学，义愤填膺决定自杀殉国，她们俩找了学校一间楼梯间，在里“服毒”了。不过，因为太小，也搞不清什么是毒，她们服的“毒”，不过是母亲在自家店偷拿一整瓶的花露水，人没死成，可小黑屋一呆，在扫把堆里睡着了……，在惊慌失措的家长和校长找到她们时，人还没醒。事后，校长很宽厚的告诉她们，救国之情可佩，学生还是以学为主。

您算算，这么有性格的母亲要是年龄再大点，我们这母子缘分早就没了。

母亲进中学的时候，日本人在中国的气数要尽了。她就读的是当时在重庆非常有名的清华中学。学校是清华在渝的校友办起来的新学，校风极好，进步思想和进步人士对学校影响巨大，向往革命在清华学生中是普遍共识。

母亲有表演天赋，开始在学校参与进步演剧工作。当年，有一部进步话剧《夜店》。改编自高尔基的《底层》，剧作家师陀把人物都改成了中国人。母亲饰演其中馒头张，身份相当今天的联合主演。抗日时期，重庆每年5-10月的大雾，多少可以减少日军轰炸，而此时也是中国的话剧发展壮大的时期。辅导他们排演的老师就是后来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郑榕，他参演的名气最大的作品是《茶馆》和《龙须沟》。16年9月，我陪母亲去看望郑老先生，他们还能清楚的回忆起那个特殊的时期。

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解放的第三天，母亲就风风火火的报名参军。成了一名军人。不几日，她所在的部队开到贵州剿匪。心眼多的同学告诉她，你先别走，等拿上组织关系再走，到部队进步快。可她那性子急啊，认为说，自己早就是党的人了，到部队党组织自然了解情况。接上组织关系还不简单？哪知道？真不简单！后来，她的组织关系这一生都没续上。那么一个对党忠诚，甘于服务国家的人却一直是“党外人士”。旁的人会说，你人进步可以再次申请入党不是？真没不想，一辈子都想，入的了，入不了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了的，不说也罢。

部队从贵州剿匪回到重庆修整。隔着一条嘉陵江，战士是回不了家的。好在妈妈的妈妈还是知道到了女儿所在的队伍回重庆了，她就跨江到部队驻地望孩子。

据我妈讲，那时，好端端的部队就给每个兵发了几块银元，新兵蛋子不明就里，隐约知道部队要有大的行动。看女儿的姥姥要离开时，我妈就感觉母女一别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能否回来？于是把部队给的银元都推给了姥姥。此次作别，真的就是十几年，直到1961年她才看到双亲。

母亲参加的部队是二野三十一师，贵州剿匪后划归12军。1950年12月全军奉命参加抗美援朝，中途在河北晋县休整，母亲记得在河北呆了一段时间，部队通知大家分批次操练行军，部队其实是在作选拔，素质好的先顶上去。母亲是平足，根本走不快，所以，最先开赴前线的部队没有她。

当然，她所在的部队最终还是全开上去了。31师文工团总计有200多人，入朝参战的是100多人，20位干部，80名团员，其中25名是女同志。这里就有我那个矮小、平足的母亲。母亲所在部队是1951年3月25日从宽甸入的朝鲜，他们过去一看，用四川话说：房子都没的了！该部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、上甘岭战役、金城阻击战，三年间，一个后勤部队就牺牲了七位战友，十二位战友负伤。入朝参战的部队中有许多学生兵，仅母亲一校同级的就有20多个。母亲在朝鲜经历生死，收获了爱情，经历了从文工团队员到文化教员的工作转换。

作为一个军人，作为一个青年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她直拗、简单、书生气十足的母亲坚持独自左右命运，但更多时候又被命运左右。

在朝鲜战场，组织想包办她的婚姻，被她拒绝了。自主选择婚姻。在志愿军司令部选择了另一个北京来的知识分子军人，就是我的父亲；她的小知识分子生活习惯，让她讨厌矿洞的环境，擅自选择睡在大渝洞（志愿军部队住地）的洞口，差点没让噼里啪啦的美军飞机炸弹炸丢了命；为了复员后实现大学梦想，克服组织和年龄障碍，终获大学补习资格，进入大学学习等等。而后面，历次政治运动，出身和家庭影响又一次次让她的职业、政治前途七拐八弯的又都是被动的。

但无论怎样？在日军、美军轰炸的条件下都能安然入睡的母亲，一切困难于她都是流云。这也是她能在异国它乡的国家公园也能酣然入梦的原因。

我母亲有我和妹妹俩个子女，我至今记得我小学时因为逃学挨的那记耳光，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好像今天都没褪去。母亲对于孩子品行和学习上的倦怠容忍很低。这一半出于她的做人原则，一半出于职业。她从朝鲜复员、师范大学毕业，一生主要的工作是人民老师，我后来读的中学和母亲任教的学校是同一所，所以，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也是母亲的学生，我不只一次听说到同校的学生说，陈桥老师给他们留有的深刻印象是二件事，一是对她讲的课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终身难忘，因为讲的身临其境；二是陈老师对学习上捣蛋的学生真打，要知道我读书的年代和后面的年代，老师是不体罚学生的。而后来跟母亲长期联络的恰恰是挨过她打的学生。

1984年，母亲再次有了和部队接触的机会。天津那年派出了一支教团队到了酒泉，为卫星基地的军人子弟教学，那时，通信服务远无今天这样方便，何况还有保密问题。所以，那段时间，家里和母亲的联络都靠信件。内容很家常：什么基地学校去金塔拉西瓜啦，合5-6分钱一斤，比市场怎么便宜；督促我利用工余学习；看过几次卫星发射；嘱咐我结婚不能收礼云云。母亲结束支教后许多年，当年在基地读书的孩子还会写信给她，在他们眼中，母亲是他们人生中施以影响最重要的人。

母亲今年近90岁了，每年会坚持用离休工资做一个公益捐款。还要取出一份钱来支援她的姐姐，姊妹中她们都做过军人。她身体保持良好，她喜欢在阳光中阅读，所以老人每天会走到花园做操和阅读。为扩大报纸的利用率，她还会把报纸送给邻居，我想那是属于她的另一种“育人”。

很多年以前，母亲把我和妹妹拉到一起，十分郑重的摊开一个表格，要我们签字。那是一张协合医院的遗体捐献确认书。我和妹妹思想都不陈腐，但内心还是很抗拒的，但母亲看到我的迟疑，扇我耳光的那表情又好像回来了，我和妹妹只好从了。

是的，母亲在亲属和邻居眼中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老人，只是比通常的老人多了几分经历、几分磨难、几分淡然。

傍晚时分，我和妹妹常会陪她散步。是春，院子里次递开放的桃花、杏花、玉兰、丁香、迎春、樱花让流连其间的人倍感温馨。老人会拉着我们的手，压低声响的与我们耳语，说今年他们这些离休同志工资又调整了多少多少，可以分给你多少，她多少……最后会说，我们何德何能？得到组织如此照顾。其中不乏喜悦和满足。

北京市人，1958年生于天津。由于文革影响，从小学到初中都在混乱的教学环境中草草将就完成，无高中学历。初中毕业离校进入工厂做机加工。1982考入首届广播电视大学。毕业后，开始在工厂转做技术工作。2002年，在北京进入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从事项目管理工作。参与多个国家和国际项目工作。现任该项目办公室秘书长。

继  禹

天津市人,祖籍山西大同,高级记者，资深媒体人。 曾为下乡知青、工人、电台编辑记者。有多篇广播作品获国家级、省级大奖。爱好文学、音乐、朗诵，薇电台“风尚故事”主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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