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情岁月：戴逵贤《大罗先生》朗诵 继禹

《别了，大罗先生》

2016年10月3日凌晨，南开中学的罗家林老师逝世，享年81岁。有学长嘱咐我写点纪念文字，我也觉得义不容辞，可构思了好久，只能写出以下的碎片。

1964年秋，我们这一群十三、四岁的男孩子考入南开中学，当时的初中都是男生班，我们被编入一班。第一次见到罗先生，他确实高大，一米八二的身材，后来我们这一帮学生里没有一个长过他的高度。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一倍，二十六、七岁，真的非常帅，肤色较黑，永远保持高平头的发型，根根头发都直立着，到老不变。他很严肃，有不怒自威的气场，还真把我们给镇住了，觉得先生很威严很神秘。

先生教我们数学，他操着天津味的普通话给我们上课，声调不高，语速缓和，最深的印象就是简单明了。当然，数学是枯燥乏味的，后来也很少用得上，我学得也不怎么样。

其实，罗先生很和蔼，人缘也极好，老师们和高年级的同学都称呼他大罗。班上有几个机灵鬼背后也喊他大罗，觉得特神气，并散布说：知道吗？大罗毕业于河北大学，后来是河北教工队的主力，篮球打得棒，还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日本早稻田大学来华访问的篮球赛上，大罗一人满场飞，频频得分，对方专人防守都防不住。还有人说：你知道他为嘛篮球打得好吗？他是运动健将，练过三级跳，他的三步上蓝，那才叫绝哪！

1964年“四清”运动后，学校的招生开始讲究家庭出身了，学生的基本构成是三部分：少数的革命干部子弟；少数的资本家、工商业者子弟；大多数同学出身于平民家庭。我们班上有副省长、区委书记的儿子，但遇到罗先生这样的老师，在他眼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学生，是平等的，不允许谁有特权，也不允许歧视任何一个学生。干部子弟大多住校，罗先生还得管理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，防止他们吃了上半个月，下半个月就没得吃了。

罗先生他在表扬人方面很吝啬，从来没见他在大家面前夸过谁，但他也几乎没有在全班批评过谁，哪怕是犯了大错的，他从来不搞一人犯错，全班“吃药”那一套。他不喜欢给别人告状的男孩子，常常到学生家中家访，我们不知道他和家长说过什么，可家长们对这位罗先生很尊敬。后来才悟道，先生是尊重我们每一个学生的。

罗先生不爱听闲话，也不说别人的事情。先生常说的话是：男孩子要像个男孩子的样子，别那么是非。在我以后的几十年里，渐渐明白了这话的含义，做人要包容，要大气，不能鼠肚鸡肠，蝇营狗苟；为人要正直，要公平，不可搬弄是非，贪图私利。“文革”中，我们班没有发生过批斗老师，给老师写大字报的事情，也没有发生太过激烈的行为。这与罗先生的教育和影响是有关系的。

1968年2月，我们班上的5个同学应征入伍了，半年多以后，同学们都要离开南开中学了，有去兵团的，有上山下乡的，也有个别留城的。当时，班主任老师在学生的去留问题上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。我们班留城有孤儿、特困家庭的同学，因为先生的公正，没听说谁有意见。在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方面。先生的嘴是笨拙的，还是不说什么，但他却执意送学生到插队的村子，看看他们生活的条件，有时还会和学生们住一夜。有同学说，下乡几年，我的父母都没能去看过我们。

先生惦记着他的学生，我们入伍后驻军在浙江，先生借南方出差的机会到部队看望我们南开中学的学生，引起不小的轰动，部队干部和老兵们感慨：到底是南开中学啊！

南开中学

几年以后，我和同学回津探亲，到学校看望罗先生，他正在批评两个犯错的男生，他从来不会疾言厉色，更没有过恶言恶语。见我们来了，很高兴，就把那两个小男生放了，对他们说：这两个学长比你们大不了几岁，都已经是当了好几年的军官了。罗先生感慨的说：什么是名校？一靠校风传统，二靠师资力量，三靠优秀生源。如果能把什么样的生源都教化成才，那才是真正厉害的学校。

在以后多年的交往中，先生几乎从来不问我们这几十个学生在干什么，当什么官，发什么财。尽管我们中间出了两个将军，一大堆的干部、公务员，还有些国企的老板，教育工作者。当然也有普通的职工。先生都把我们视为他的学生，所以同学之间笃信人不求人一般高，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友谊。

这一切都源于我们有正直的罗先生。

大罗先生是寡言的，与我们从来没有过长篇大论，慷慨陈辞，很少说教，不会絮絮叨叨。他对我们的影响是身教重于言教。如果说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最初的导师，那么大罗先生就是我们的第二任导师，我们庆幸人生能遇到他。

罗先生退休后，在南开中学培训部工作到70多岁。他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的，充满活力的，背不驼，腰不弯。可是我们同学中却有人撒手人寰，因为一位同学的去世，他去家里看过之后，很感慨，心情沉痛，只说了一句话：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不好受啊！

去年10月，考虑到先生毕竟是80岁了，不宜太劳累，我们十多个罗先生教过课的，又都当过兵的学生为他祝寿。两位书法家同学为先生书写了两个大大的寿字。同学们把自己的著作送给先生，先生非常高兴，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。

（照片由作者提供）

看着80岁的罗先生这么硬朗，学生们很高兴，但也不敢乱和先生喝酒了，有人问：尚能酒否？先生笑答：每天都喝一点。我问先生喝什么酒？先生说：牛栏山二锅头。我说：难得师生同好，这酒学生还是供得起的。回北京后，我就快递过一箱去。今年春节前，我又寄去两箱，先生来电话说：足够了，喝不了这么多，别再寄了！不想，竟成为先生与我的最后一次通话。

后来听说先生肺部出了点问题，在治疗中。我们都相信先生的身体很棒，其实人老了都会有病的，但我们从来没听他和我们抱怨过一句。我们也相信先生的毅力能战胜疾病，我们为老师祈祷健康长寿。但没有想到，先生还是匆匆地走了。

10月4日，阴沉了一整天，晚上8点多，我们班十来个学生赶去“送路”。为老师抬着祭品、花篮等在队伍的最前面。“大了”一声令下，哀乐响起，天空突然下起雨来，而且还很急很大。“大了”长叹一声：“天意啊！”天人同悲，我们在雨中缓缓而行。大约十分钟，来到街口，点燃祭品和花篮时，雨就停了。我们望着火苗，低声地述说着大罗先生与我们的往事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来到殡仪馆向大罗先生作最后的告别。默哀、鞠躬后，绕先生的遗体走过，先生很安详，但明显的瘦了，胡须还挺长，应当是整过容的，不知道为何？难道人死后，胡须还会长吗？站定，还不忍离去，我又向先生行了一个军礼。虽说知天命以后，明白死是一个必然。信有来世的称死为“往生”，我们不信或不知道有没有来世的都说：向死而生。

虽说不停对自己说：不哭！不哭！可泪水还是夺眶而出。

别了，大罗先生。

大罗先生（照片由作者）

戴逵贤，天津市人，高级编辑，纪实文学作家。曾在空军服役多年，转业后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工作。多年坚持文学创作，著有《最初的导师》、《中日空战记》、《朝鲜上空的中美对决》等。

主创27集电视记录片《人间正道》等。

天津市人,祖籍山西大同,高级记者，资深媒体人。 曾为下乡知青、工人、电台编辑记者。有多篇广播作品获国家级、省级大奖。爱好文学、音乐、朗诵，薇电台“风尚故事”主播。